新疆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是一块充满了神秘的土地。这里，曾有一个广袤的大湖，时而干涸、时而充盈的中国第二大咸水湖——罗布泊；这里，曾有一个在古西域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赫赫有名的大国——楼兰国；这里，在距今四千年前、距今两千年前后、距今上百年的三段时期，生活了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居民，即我们所称的“罗布人”，他们的聚居和消失，演绎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许多故事；这里的盐漠、雅丹、羽毛状沙丘，以及生存在这里的胡杨、红柳、野骆驼，甚至还有新疆虎，也给我们展现了生命的传奇，传达了自然之美。

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30年代，罗布泊的神秘引来了许许多多的考察队、探险家，他们在试图揭开罗布泊神秘帷幕的同时，又制造了许多新的谜团，引至一个多世纪学术纷争，更增添了社会公众的好奇心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组成的一支科学考察队开进了罗布泊地区，考察队队长是后来殉难于罗布泊的生化学家彭加木教授。自此以后，继承了彭加木先生的遗志，科学家们一次次深入到罗布泊地区，20余年的努力，中国科学家取得了在罗布泊研究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成就。

2004年，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前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刘东生先生在87岁高龄，亲身参加罗布泊科考。他认为：“罗布泊地区的环境变迁是干旱区环境的一个缩影，第四纪地质的许多科学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2008年3月在因病去世前，他还幢憬着再次到罗布泊考察。

2008年11月25日，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学探险普及宣传中心联合主办下，“二○○八东方道迩罗布泊大型综合科学考察”正式于新疆库尔勒市出发。这次考察获得全国人大环资委、中国科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参加考察的有全国13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29名专家，包含20个专业，其中有院士1人、研究员和教授14人，加上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司机，考察队达60余人，是罗布泊科学考察史上规模最大、专业最多的一支考察队。考察历时24天，行程4000余公里。

本次考察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在考古领域、环境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新发现、新认识，在许多问题上进一步拨开了笼罩在罗布泊研究领域的迷雾。

小河古城遗址的发现

1934年5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重返罗布泊，并驾舟在复活的孔雀河上巡航。1900年曾为斯文·赫定向导发现楼兰的奥尔得克尽管已72岁了，特地从卡拉赶来与赫定会面，赫定将奥尔得克介绍给科考团中年轻的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做顾问和向导，去寻找奥尔得克20年前发现的一个“有千口棺材”的小山包。通过艰苦努力，他们将孔雀河下游库鲁克河的一条无名支流附近终于找到这片墓地。他们为这条只有20米宽无名的小支流随意称为“小河”，这片墓地也就有了“小河墓地”之名，又被称为“奥尔得克的古墓群”或“5号墓地”。小河墓地的恢宏墓葬震撼了发现者们，成为继楼兰发现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然而，直至2003年，在首次发现后近70年，才再次被新疆考古学者们重新发现，它的重新被发现和发掘被列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遗址。

但是，小河墓地的发现也给前后的发现者带来极大困惑：墓地是死者的归宿，那么，他们生前生活在哪里呢？贝格曼一行在几个月中走遍了小河两岸，却始终没有发现过一处古楼兰人的聚居遗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说，罗布人曾将小河墓地又称为“麦得克沙尔”，即麦得克城，而斯因发现的麦得克古城距小河墓地直线距离就在60公里以上，当时的人要走至少5天以上，显然不可能选择这样远的地方做墓地。

这个疑团，在2008年的罗布泊科考中终于有了答案。这首先要归功于现代的卫星图片。

参加罗布泊科考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吕厚远研究员在出发前两天，在计算机上用Google Earth调取小河遗址、米兰遗址和楼兰遗址卫星图像时，发现在小河遗址西北方向5、6公里处古河道弯曲段，发现有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的相交白色条带，如一个反写的L形。与周围地带地貌比较，似明显的人工痕迹。两天后到库尔勒后，他与同行的王富葆教授、秦小光研究员等专家讨论，大家意见一致肯定是人类活动遗址，遂确定为小河遗址区考察的重点。

11月27日，考察队直赴距疑点2.3公里处，大家弃车步行向东进入沙漠，走了不到1公里，在沙丘间平地就出现陶片、动物骨骼、汉五铢钱等。至疑点后，发现由红柳和泥土间层砌成的墙体，南北向墙体底部宽约8-10米，东西向墙体顶部宽约6米，西面完全被沙丘湮埋，整个遗址为一个由三个边长约220米宽的墙体组成的大型建筑。建筑内有石料或石器、陶器、纺轮等遗物，还有大块的木炭和红烧土，展现了人类生活遗痕。经到场的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伊弟利斯研究员初步判定为汉晋时期的古城。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的发掘和实验室分析。不过，可初步判定与楼兰、小方城等遗址是相近年代的遗址，即汉晋时期遗址。古城遗址在小河遗址西北6公里多一点，至小河遗址当天即可来回。

小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应是距楼兰、小河遗址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又一处“阿不旦”

阿不旦，在罗布人的方言中，是“水草丰美，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之意。

阿不旦是近代罗布人的聚居地，相当罗布人的“首府”。他们的头领是清政府赐封的五品伯克——昆齐康家族。19世纪末，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坦、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等都曾先后前来探访。1898年，头人昆齐康去世后，老阿不旦已不适居住，罗布人整体迁玉尔特恰普干，这里又改名“阿不旦”，即新阿不旦，直至1921年塔里木河筑坝，河水重归罗布泊后，新阿不旦又一次失守，罗布人再迁往米兰，一部分西迁至卡拉一带。

考察队抵达若羌县后，县领导提出，在台特马湖东侧沙漠中，又发现一片新的群居遗址，希望考察队对这片遗址进行年代判定。

12月2日，考察队从台特马湖东进入沙漠，在沙漠深处发现一片芦苇扎成的住宅群，户居有大有小，大部都因沙埋形成沙包。芦苇住房中还发现有鱼网、衣物遗迹，还有“卡盘”（胡杨独木舟）碎片、盛物用的胡杨木盆等，户与户间距在20米至30米。可以判定当时居民以渔为生。曾有人在此拾到清道光（1821-1850年）钱币。从房屋建筑式样，与老阿不旦相近，并早于老阿不旦。新、老阿不旦都傍喀拉和顺湖为生，这一片遗址应在台特马湖畔，当年也是“水草丰茂，适于人居住的地方”，可认为是又一处“阿不旦”遗址。

据卫片判断，这一片遗址群分东、西两部分，考察队所去的西片约有11户，而距此数公里的东片还有约8户。19户应不是这片遗址群居民的总数，因上百年的沙埋，许多住户已失去了踪迹。

又一处阿不旦遗址的发现，为了解罗布泊人的迁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楼兰耕地可疑遗迹

两年年前西汉时期，楼兰国即有人口1.4万人，其中兵士3000人。除了固定人口外，过往人数也相当可观。《汉书》记载楼兰“常主发道，负水担粮，送迎汉使。”仅是汉使数量，《史记》中就记载：“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也就是一年中过往的使者少则近千，多逾数千，再加上过往的商贾、僧侣等，又是一个很大数量。这些人不仅要吃要喝，而且连吃带拿，补足路途的需要。这些粮食，不能从内地运来，只能就地解决。

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政府即在渠犁（今尉犁）和轮台（今轮台附近）一带开渠引水屯田积谷，屯田军士达数百人，溉田5000公顷以上。公元前77年，汉政府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另立尉屠耆为新王，改国名为鄯善，并迁都伊循（今米兰）后，为维护尉屠耆的政权，应他要求，派遗司马1人，带田卒40人，“田伊循以镇抚之”。至东汉，又进一步发展了在楼兰的屯田，增派西城长史，田卒扩大到500人，至东汉末，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东汉后期或魏晋初，敦煌人索励更率酒泉、敦煌兵士千人至楼兰屯田，他还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将注滨河（今孔雀河下游）河段栏断，蓄水溉田，“大田三年，积蓄百万，威服外国”（《水经注》），楼兰遗址发掘的文书中，就有大量屯田士卒姓名和屯田活动的记载。

索励横断注滨河蓄水溉田，其屯田位置在哪里？对此有过许多猜测。较多的认为注滨河畔的注滨城即孔雀河畔的营盘城，城中曾发现的汉代木犁遗物，也可与当年屯田相呼应。

但是，在营盘附近却没有屯田的痕迹。北魏郦道远的《水经注》的一段话，引起人们新的猜测。他写道：“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即屯田的位置应在楼兰城东。

借助现代卫星技术，科考队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在卫星图片中楼兰遗址以东10余公里发现大面积农耕的疑迹。从卫片上看，这片区域与自然形成的地貌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呈现有沟、渠等形状。

为检验卫星图片的提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嘉麒院士、秦小光研究员、吕厚远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北京地质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专赴现场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除发现一些渠道、防洪堤的疑似痕迹外，农耕层一直未能发现，颇令人有些失望。但是，地面人的视角局限与高空卫星所见是存在相当差异的，两千年的剧烈风蚀，对耕地土壤层和农作物遗存是致命的破坏。专家们已采集相关土样带回北京作进一步的实验分析。一旦分析结果确认耕作痕迹，加上沟渠、防洪堤等遗迹，楼兰的屯田历史将会作新的改写。

罗布泊最后干涸于1962年

罗布泊最后干涸于何时？近年来有不少争论。罗布泊的干涸，关系着这一区域的环境变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怀。

罗布泊最后干涸的时间，有人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人认为是1972年。争论各方都提出了有力证据，核心即是罗布泊中没有了水。

其实，罗布泊的干涸，在历史上是一再发生的。它也曾导致了斯文·赫定的“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著名论断，也引发了许多科学家对中亚区域环境、气候变迁的众多假说。

但是，一个重要问题被许多人所忽视，即罗布泊的最后干涸时间，也就是罗布泊作为一个湖泊的终结时间。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赵济教授应邀参加了本次罗布泊综考。这位现已78岁高龄的教授，当年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队自然地理组成员。1959年，他曾到罗布泊考察，发现罗布还是一个广达五千平方公里的大湖，他还乘橡皮舟对罗布泊进行水体侧量。他的再次重访罗布泊，证明在1959年，罗布泊依然是一个大湖。

经过实际测量，罗布泊盆地最大高差仅3米，浅处不足1米，表明作为一个湖泊，罗布泊是一个大浅盆。1959年的湖水，是新疆1958年全区性特大洪水的遗物，此后再没有补给水源。至1972年，塔里木河下游断水河道已长达300余公里，这也是有人认为罗布泊最后干涸的时间。实际上，50年代末，罗布泊已经不是塔里木河的尾闾。

干旱区水系的变化常具有突变性质，量变过程非常短促。以博斯腾为例，在没有水源补充情况下，一年就会因蒸发丧失1米深的湖水。据此计算，特大洪水后再现的罗布泊，其存在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4年。因此，罗布泊的最后干涸可以确定为1962年。

重新认识“大耳朵”

1980年5月，夏训诚作为中国沙漠代表团成员到美国著名遥感学家、曾任埃及总统科学顾问的埃尔巴斯教授家做客，获赠1张罗布泊的卫星影象图片，即被各国科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大耳朵”的罗布泊影像。长期以来，为解译罗布泊的“大耳朵”的成因和组成，中国科学家作了艰苦的努力。

罗布泊的“大耳朵”形象，只能在几百公里的高空才能看到，在地面上看到的只是一片茫无边际的盐壳。

罗布泊为什么会像一只耳朵？国内外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是罗布泊的湖岸环行堤；也有人说，它是罗布泊的湖岸阶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罗布泊科考认为，罗布泊的“大耳朵”，是罗布泊水面不断收缩的结果。由于东高西低的地形，由于湖水的干涸，湖面由东至西呈同心圆地收缩，收缩一次，留下一道波状的湖滨，其西受高地阻档，就留下一只半圆形的“耳朵”。

如前所述，罗布泊的最后干涸，时间很短促，只有几年时间，而在每一年的夏季，干涸过程迅速，而冬季蒸发量只有夏季的1/100，冬、夏迅速退缩和停滞的交替出现，留下清晰的水边或滩脊线，即“大耳朵”的耳轮。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发回的罗布泊影像，就呈现了这最后一次的干涸过程。表明这是罗布泊的一只“新耳朵”。如果将这只“耳朵”套叠在有标高的地形图上，“大耳朵”的范围恰恰是罗布洼地中海拔高程780米的等高线，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也就是1958年特大洪水后的罗布泊湖面范围。

罗布泊的“耳心”部分，约450平方公里，即卫星影像中色调较浅部分，过去一直认为它是罗布泊最后干涸部分。本次考察实地测量，它不是罗布洼地的最低点，因为沙与盐壳的胶合所形成的灰暗色调，使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罗布泊东、西部之间非常平坦，没有湖坝存在，罗布泊分为东、西湖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不过，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室分析和长期雷达监测的结果对“大耳朵”进行新的认识。

罗布荒原沙漠化在加剧

罗布泊地区，存在我国第二大雅丹分布区和大面积的羽毛状沙丘分布区。龙城、白龙堆、三垅沙各具特色的雅丹，我国唯一的一片羽毛状沙丘，景观独特，具有极大旅游开发价值。目前，在敦煌境内的三陇沙雅丹区，已建立国家级雅丹地质公园，具备了接待游人的条件。罗布泊丰富钾盐的开发，新兴工业城镇建立，一个广达188平方公里的钾盐卤池，也似一个人工的小罗布泊。随着哈（密）若（羌）公路建设和哈密至罗布泊铁路兴建，以及名甲神州的若羌红枣基地建设，西域楼兰、神秘罗布泊加上现代开发，罗布泊将具有愈来愈大的吸引力。

然而，本次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使我们发现，整个罗布泊区域生态环境出现严重的恶化，荒原中的小沙丘大量涌现，雅丹风蚀进一步加剧，羽毛状沙丘流动也在急剧加速。这一切，不仅对这一区域古代文明遗迹和自然地理景观带有巨大损毁性，而且也在威胁着这一区域正在加速的经济开发，急需寻求积极、合理的对策。

继承彭加木遗志推进罗布泊研究

在罗布泊研究领域，我们已取得领先于世界的成果。但本次考察也告诉我们，在罗布泊，还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并且已有的成果，也有深化和发展的必要，按照科学发展，坚持不断创新。

本次考察结束前，我们又一次集聚彭加木先生纪念碑前，凭吊现代罗布泊科考的开拓者，表达我们将罗布泊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决心。

本次考察结束了，罗布泊新一轮研究又将开始。考古专家已再赴小河古城，更多专家进入实验室，我们期待着新科学认识的产生，期待着进一步拨开罗布泊的迷雾。